器是什么？器是人工设计或选择的物品，是文明的物质基础。

这是他后来官至司隶校尉的重要资历。《后汉书·党锢列传》言：初，桓帝为蠡吾侯，受学于甘陵周福，及即帝位，擢福为尚书。

郭林宗少游汝南，先过袁（闳）〔阆〕，不宿而退。曰：‘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硁硁然，小人哉。数人之中得省问者，百不过一。故事无不核，物无不切，善无不显，恶无不章，俗无奸怪，民无淫风。由于君子的知识阶层属性，将之纳入行政体系还意味着在政治场域中引入知识与德性。

他们在道德领域中的退场，将削弱其社会动员能力。沛国、谯郡为曹氏屯田地区。唐、虞、三代之世，教者惟以此为教，而学者惟以此为学。

盖至于今，功利之毒，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。学校之中，惟以成德为事。相仿相效，日求所以富强之说、倾诈之谋、攻伐之计，一切欺天罔人。其所以讲明修饰，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，仅足以增霸者之藩篱，而圣学之门墙，遂不可复覩。

襄赞天理流行，是智者利仁之事[7]。政教致力于人人所同的天理良知，才可以避免以君意、民意、权意、阀意干政，从而避免各种主观臆断的人治，由此才可以避免使得人民沦为君意、民意、权意、阀意等等非法政权下的良知障蔽的奴隶，从而使得人人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良知人、自由人。

这其实就是蒋先生以政治儒学保证心性儒学之说的先声，所谓先圣后圣，若合符节。[3]这便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。间有觉其空疏谬妄、支离牵滞，而卓然自奋，欲以见诸行事之实者，极其所抵，亦不过为富强功利、五霸之事业而止。答至最后，深感世人迷惑于邪说甚深，不得已乃拈出拔本塞源论，冀解大惑。

只有建立在良知之上的政治，才可以征服一切野蛮。故不能其事，则不得以兼其官。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。如此，功利之毒自然无所入间，民安而物美，万般百为皆可得而兴。

人人所同，就是天理良知，圣贤与常人的良知并无二致。而常人之良知与尧舜孔子之良知相同，这正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基础，也即是阳明先生政治思想成立的基础。

意有诚有不诚，遇到能大体诚意的明君，政治就会清明一些，而对于不知诚意为何物者，政治就不可预期了。故稷勤其稼，而不耻其不知教，视契之善教，即己之善教也。

圣人有忧之，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，使之皆有以克其私，去其蔽，以复其心体之同然。三代之衰，王道熄而霸术猖。譬之一人之身，目视，耳听，手持，足行，以济一身之用。父子有亲，是人之所以为人之义。集谋幷力，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愿，惟恐当其事者之或怠，而重己之累也。以若是之积染，以若是之心志，而又讲之以若是之学术，宜其闻吾圣人之教，而视之以为赘疣枘凿，则其以良知为未足，而谓圣人之学为无所用，亦其势有所必至矣。

圣王以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为天下之大本，其节目发为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五伦之义，为天下之达道。[4] 见《传习录上》，阳明先生答希渊问。

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不赡也。

其称名僭号，未尝不曰：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务。则其闻吾拔本塞源之论，必有恻然而悲，戚然而痛，愤然而起，沛然若决江河，而有所不可御者矣。

政教的根本是天理良知，是允执厥中。圣学既远，霸术之传积渍已深，虽在贤知，皆不免习染。若管、商、苏、张之属者，至不可名数。天下之人心，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，特其间于有我之私，隔于物欲之蔽，大者以小，通者以塞，人各有心，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。

如果常人是一两二两黄金，那么尧舜孔子是万两黄金。良知政治思想的核心重点，在于通过政教，以复其心体之同然。

[10]阳明先生所说的霸者之徒，窃取先王之近似者，假之于外，以内济其私己之欲，就是孟子说的以力假仁者霸。[14] 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：阳明先生至龙场，时瑾憾末已，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，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云云。

迨夫举德而任，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。王道之世，人人皆自觉勤勉精进于人所同者，所拥护的只有良知，所向慕的只有德性。

政教必须不偏离这一根本，允执厥中。于是有训诂之学，而传之以为名。霸道之世，政教不从天理良知出，而是由意发出。因此，致良知才是根本要害。

王道之下，人人由良知而行。人化物也者，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。

苟一时之得，以猎取声利之术。良知澄明之人自然可以以良知体物，所谓率性之谓道。

相矜以知，相轧以势，相争以利，相高以技能，相取以声誉。因此，善政执政的重点，应该是着力于人所同者，而非强制于人所不同者。